不谈变爱也没有性生活…中国这一代年轻人正在面临“性萧条”的冲击。生活被保研、就业、加班、买房等压力占据，对下班后只想休息的他们来说，“大家都在996，过什么性生活”？
“在人间”工作室报导，性在中国年轻人中的存在感正在减弱。
在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一同发起的“中国人私生活品质调查”中，6828份有效问卷显示：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正在下降。只有大约一半的95后（1995年-2003年间出生）每周有不少于一至两次性生活，频率低于80后和90初。
年轻人忙着保研、就业…，根本没空谈恋爱？图为安徽合肥的联合招聘会，现场挤满来求职的大学生。
最年轻群体不是性生活最活跃的人，另一个数字揭示了更“冷淡”的现状：在最年轻一代中，14.6%男性和10.1%女性（他们都有伴侣）表示，过去一年没有性生活，这个比率高于70后、80后、90初。
“相当大比率的中国年轻人处于无性婚姻／关系中。”调查发起人之一、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于嘉说。于嘉回忆，她读大学时最火热的电视剧是“奋斗”，李小璐饰演的都会女孩偷户口本去结婚。在当年，“为爱奋不顾身”是浪漫爱的典范，可放到今天，恐怕要被观众“骂醒恋爱脑”。
少数大学生 有性生活
变化从更年轻的00后中得到预兆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等人2022年调查了全国3万2282个大学生的恋爱状况：25%的大学生不仅没有恋爱经历，也没有恋爱意愿；46.14%的大学生没有恋爱经历；有恋爱经历的那一半中，发生性行为的不到六分之一。
此前，凤凰网曾关心过的年轻人选题：这一届年轻人忙着保研、就业（而非创业）、被大厂反覆面试19遍、相亲400次无果、等待被裁员或主动当全职儿女、富养猫狗、买黄金、考察鹤岗化的“白菜房”、苦攒定期靠利息生活、忧心晚年预存养老金…要操心的实在太多了，哪有余力谈恋爱？
再来对比一下95前群体。调查发现，有固定伴侣的中国人中，性生活最活跃的分别是80后男性和90初女性。67.9％的80后男性和64.6％的90初女性表示，每周至少有一至两次性生活。但超出研究者预料的是：中产的性生活也被剥夺了。
性社会学专家潘绥铭曾指出，社经地位较高的男性拥有较活跃的性生活。但研究显示，但这次研究显示，80、90后男性里，教育程度和性生活频率的关系发生倒挂。
80后男性中，近三分之一（31.4%）高中以下学历男性每周有3-6次性生活，远高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同龄人；而90后和00初（1990年-2002年出生）研究生以上学历男性中，超过半数月均性生活不到一次。
“我们认为应该特别关注新兴的年轻中产阶级，尽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，但相对而言性生活匮乏。”报告提示道。
事实上，在性萧条趋势上，全球也有相同现象。2018年，美国大西洋月刊率先刊登文章“性爱降级”指出这一现象：不过才一代人之隔，美国青少年怀孕率掉到了当代高峰的三分之一。
作者列举了一连串当代困境，试图理解美国年轻人的转变：“巨大的经济压力，飙升的焦虑人群比率，脆弱的心理健康、抗抑郁药物的广泛使用、流媒体电视、环境中塑化剂泄漏出的雌激素、睾固酮水平的下降，网路上的小黄片、按摩棒的流行、交友软体、选择无力、无所不在的父母、立业当先的态度、智慧型手机、新闻周期资讯超载、缺觉、肥胖…不胜枚举。”
作为“低欲望社会”代表，日本同样难逃“爱的萧条”。日本作家牛洼惠在纪实文学“不谈恋爱的年轻人”中回忆她的大学生活—浪漫爱神剧“东京爱情故事”、“悠长假期”诞生的90年代，和男朋友约会可比上课、研讨会、社团活动重要多了。在日本泡沫经济最旺盛的80年代，6至7成18岁-34岁男女有交往对象；到2015年，数据发生翻转，20岁族群中超7成女性、近8成男性没有对象。
于嘉指出，所谓的性萧条更多是一种“被动剥夺”—“原本理应是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却在更大程度上被工作、孩子、教育等占据了。全球的经济状况（下滑）阻碍了年轻人形成亲密关系。
情感生活也降级
“在人间”工作室与4对90后情侣聊了这个议题。他们分别生活在一、二、三线城市，有的已婚已育，有的新婚不久，有的刚结束单身。此刻他们的情感生活，真的“萧条”、“降级”了吗？
30岁的刘也(化名)和先生赵睿(化名)的生活节奏与许多职场夫妻一致。赵睿每晚加班到11点，他们要在12点入睡。早晨赵睿准备通勤时，先生已经坐上去往公司的顺风车了。
赵睿每周单休，刘也有时在周末做副业。两人每个月只有三、四天能彻底摆脱工作、享受生活──还要排除女性生理期。这道算术题冷酷验证了哲学家韩炳哲在“爱欲之死”里的论点：“绩效原则已经统御了当今社会的所有生活领域，包括爱和性。”
“大家都在996，过什么性生活？”刘也说，答案显而易见，“性的本质是生命力。如果工作把你的生命力给榨干了，就没有空间去发展。”
方冰仪(化名)和陈昊(化名)已婚已育，他们生活在一座二线城市。下班后，这对夫妻的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孩子。陈昊认为，性萧条总体上是一个不够普遍的伪概念，因为在他周边，人们的生活依然活色生香。但他同时认为，妻子就是一位性萧条人士—这位保持着旺盛精力的男士所期望的周期是每天。这令方冰仪头痛甚至崩溃。“你每天下班、当完妈，你只想拥有刷会儿手机，想睡就睡的时间。”
恋爱半年的杨晓茜(化名)和小胡(化名)正处热恋期。两人分别住在某一线城市的东、西两头，每次见面搭地铁就要花一小时。他们的见面频率保持在每月五到六次，性生活频率则斩半。这是双方理智友好协商后的结果—两人都希望把难得的约会放在爬山、攀岩、去公园晒太阳这些事上。在他们看来，所谓的“罗曼蒂克消亡史”始于“假期过于珍贵了”、“看看蓝天、呼吸新鲜空气也是身体需求的一部分，这可能是打工人更需要的释放”。
林萌(化名)和男友吴飞(化名)过着室友般的同居生活。在林萌眼中，吴飞是她精神和生活上的最佳伴侣，而不是身体上的。“我经历过（身体）更合适的伴侣。”林萌说，她希望理解并尊重自己身体的感受。而吴飞的态度是，“一直对这事没啥欲望。”
林萌听过一个说法，如果结婚第一年每做爱一次打个红色对勾，以后每年换个颜色打勾，人生最后可能还是红色最多。这对情侣的“错位”，最终以林萌的退让告终，她选择自己解决。
刘也说：“在中国，人人都是‘无性恋’。”
表象？根本原因想逃离
今年1月，韩国播出了一部关于当代人爱欲困境的电视剧“好久没做”（Long Time No Sex）。一条豆瓣热评写道：“虽然都是冲着性喜剧来的，但是看完四集之后，还做啥呀，穷人光是搞钱就已经掉了半条命了。”
在中国，或者说在东亚，性、爱、婚、育往往是一体的。报导指出，学者伊庆春曾提出中国人“婚育套餐”的说法，就像买汉堡必须搭配薯条，谈恋爱是为了结婚，结婚是为了生子，生子意味着买房、教育等一连串任务。
于嘉提到一组统计数据，2010-2015年结婚的中国家庭里，56%在婚后一年生了孩子，77%在婚后两年完成生育。
于嘉说，也许不是人们对性失去了兴趣，而是被那一系列附带、捆绑的东西吓住了—性萧条只是一个表象，根本原因是人们想从传统家庭对于个体的规范、约束中逃离。
忙得没“性”趣？
胡锡进：先解决过度加班问题
“中国人私生活品质调查”发布后，《环球时报》前总编辑胡锡进发文感叹“国人实在太忙碌了”，缺少时间休息让年轻人对性生活都没兴趣了。
胡锡进在微博写道，“大家都忙得出圈了，需要找原因，尽量缓解。”
他提到，首先有一些机构并非生产性的，而是处于社会管理链中的一个环节。它们如果过度忙碌，要考虑自己是否管了不该管的事。如果工作需要长期加班加点，甚至需要外部临时工增援，那么有一种可能，这些管理机构的工作“做多了”，管了它们不该管的事情，或者把事情管得过细了。那样的话它们虽然非常努力，但对激发社会活力未必就是有利的。
第二，过度忙碌的各种机构需要自我审视，是否内部有严重的“内卷”。“内卷”的问题如今在国有和民营机构中，都广泛存在。也就是说，大家的忙碌并非以创造社会价值的真实效果为导向，而是以自我展现、压过同事、交差、让领导高兴为目的。有事做事，没事也要生事来做。
第三，加班愈来愈成为社会的习惯。前几年网路大厂反996，在那些大厂内部起了一些效果，但对全社会的影响其实很有限。大多数机构让员工加班，占用员工的休息时间，仍然没有道德上的不安，而且认真执行有偿加班的机构并不多，劳动者的休息权利远未受到应有尊重，上司让直接下属加班，通常是无所顾忌的。
由于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不容易，很多人如果可以透过加班多赚点钱，或是能以此得到上司的好感和赏识，也往往愿意付出。这种情况促进了上面说的“内卷”，也让一些机构负责人透过扩权来增加KPI有了更多意愿。
胡锡进提到，中国人这么忙，对经济发展并非有利，因为工作忙碌成了许多人生活的主题，消费既缺乏时间，也少了愿望。大家愈忙经济愈好，这种印象不符合市场规律，创造与消费需求的是平衡。可以说，在社会消费不振的许多原因中，过度忙碌、无效忙碌无疑是其中之一。他指出，社会需要重视这个问题，劳动法要发挥作用，加班必须有加班费，那会使加班受到限制。
“把过度加班的问题解决了，肯定有助于扩大消费的活跃度，经济更多内生动力”。胡锡进指出，一个工作与生活更平衡的生态会让社会更有生气，也更和谐。
胡锡进的文章引发不少网民回应，有人留言整个社会处在极端焦虑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，即使有点存款也不敢消费；也有人提到“体制内基层形式主义、表演型加班太严重”，当各种“形式”已经内化为众人的“集体无意识”时，个人只能随波逐流。更有人不满的说，“忙碌还赚不到钱，就像牲口光吃不长肉，说明有害虫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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